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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化新人成长搭建更为宽广的平台

发表时间:2011-01-26 11:48:01 来源: 发布机构:书香上海

         本报从去年二月份开始在头版显著位置开设了“上海文化新人榜”栏目,将目光投向那些真正在文化土壤上辛勤奋斗的“芽儿”,关注他们默默绽放的激情与姿态,关注他们的努力和成长,希望能够通过媒体的力量唤起更多的掌声,来激励他们年轻的艺术灵感和才情,最终为上海的文化带来飞扬的活力。迄今为止。该栏目已经推出了30多位文化新人,读者不仅了解了这些申城文化园地里鲜艳却不太知名的小花,更通过他们接触到了更多的文化领域。
    
        为了进一步完善文化新人培育机制,为新人健康成才营造氛围,搭建更为宽广的平台,进而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增添活力,近日,本报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了“上海文化新人成长主题论坛”。这里刊发的是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
    
专家视野  文化人才培养要雪中送炭
    
        毛时安  (文艺评论家):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临近尾声之际,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从国际风云变幻增强中国软实力的需要,从中华民族新世纪文化复兴的需要,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要出发,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构想。自中央提出这一号召以后,文化人才,尤其是文化名人的去留,成了各地关注的焦点。面对极少数几个国内外大名鼎鼎的文化名人,各地都许以天价待遇,争抢他们落户本地。在人才问题上,我并不一般地反对给文化名人锦上添花的做法,但我更主张给文化新人,给那些才华横溢却默默无闻的文化新人,给那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文化新人,给那些正在潜心事业却苦苦挣扎的文化新人,雪中送炭。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是文化大跃进。如果用文化大跃进来支撑大发展大繁荣,最后必然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虚无漂渺的海市蜃楼。到头来,就像漫天焰火,灿烂光鲜一时最终留下的只是一堆纸屑而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的文化人才,必须从基础做起,从培养、发掘、鼓励、支持文化新人做起。
    
        只有拥有年轻人才有未来。一个事业有没有前途,是朝霞满天还是日薄西山,关键就在于有没有源源不断的年轻的人才充实进来。中国文化能不能在世界软实力的竞争中占领时代的前沿,中国文化能不能生生不息,奔向未来,就在于我们如何对待文化新人,在于我们能不能一代又一代拥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文化新人,能不能造就“江山代有人才出”的朝气蓬勃、百舸争流的文化格局。
    
        文化是一种充满创造性的事业。年轻人是人类中最充满创造活力的人群。许多文化大师都是从青年时代怀着一份梦想起步的。前不久,我们缅怀曹禺大师百年,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雷雨》就是他23岁时的作品。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二十岁上下已经名震菊坛。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五线谱上成形到第一次旋律奏响,它的作曲陈钢、何占豪,演奏者俞丽拿都还是上海音乐学院鲜为人知的青年。“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汉字激光照排的创造者王选先生,晚年多次表示,希望社会关注年轻的科学家而不要再把机会留给他。他说,科学创造的主力是年轻科学家。如果我们真正热爱文化,真正希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具有可持续性的,那么请让我们把自己深情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文化新人。给年轻人一分机会就是给未来十分辉煌。
    
        在文化人才上,我们一定要克服“只求所用,不求所有”,只讲使用,不想培养,急功近利,最后彻底破坏了文化生态的做法。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文化新人的成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我们只能在教育、培养中,慢慢地给予,仔细地观察,精心地呵护,量体裁衣,因材施教,调动、发现其文化创造潜能。据说,今天风流倜傥的女小生岳美缇原来学花旦,因为嗓子关系,改学老旦。但俞振飞先生慧眼识珠,将她收在门下,再改学小生。最终成就了岳美缇的昆曲艺术事业。文化新人的成才,是个多方协调统筹的系统工程。文化新人能否脱颖而出,一方面固然取决于新人自身文化艺术才华、是否刻苦努力。另一方则是对新人置身其中的那个系统和文化环境的考验。换言之,我们必须教育得法,让他们受到宽松得体良好的文化艺术教育。同时,给没有完全成熟的年轻人一个展示其才华的平台,为他们的最终成才敢于付出哪怕失败的昂贵学费。当年拍电视剧《孽债》,大导演黄蜀芹大胆起用二十岁才出头的梁山,让他放手在一线执导,有错再指导他重拍。如今梁山已经成为上海导演中的佼佼者了。有关政府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敢于为文化新人的成才投入人力物力。
    
        在文化新人的成才过程中,媒体同样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媒体要舍得拿出版面为文化新人的第一次登台亮相喝彩、加油。对于文化名人来说媒体不吝其辞的赞美,他们已经司空见惯,熟视无睹。可是,对于文化新人来说,他们第一次登台第一次出手就听到的来自媒体的第一声喝彩,会成为他们坚守文化阵地的永远的力量,成为他们美好人生回忆中的一个亮点。也许,正是媒体千把字的一篇短文的鼓励,造就了一个艺术大师,成就了一个文化新人一生的事业和成就。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为了我们的文化繁荣,让我们大胆地为文化新人喝彩,为文化新人加油。为他们一步步走向未来要攀高峰,摇旗呐喊,鸣锣开道:喝令三山五岳让路,我们的新人来了!
    
文化的某些缺失和主流媒体的责任
    
        郦国义(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文艺评论家):
    
        随着文化产业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热点,随着文化民生成为国人关注的一个焦点,文艺人才、尤其是人文艺术人才的“短板”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
    
        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迈步的时候,邓小平就指出:“面对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杰出的文艺家实在太少了。这种状况与我们的时代很不相称。”这话是老人家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说的。那时,我国不少文化大家大多还健在。三十年后,我们已经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了,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但是像巴金、钱钟书这样的大家却不多,显然,这与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有些不相称的。文化人才断层的问题不容回避。而人才断层背后的隐患,是文化的断层、文脉的断层。
    
        最近看到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的一篇文章。这位教授比较了自己与王瑶、唐弢等北大老一代学人的差距。他说:“问题还不仅仅是知识结构的缺陷,更是精神层面的,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传统的隔阂造成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视野、修养、情趣的单一、浅薄、枯寂和粗糙”。这位教授没有提及他的学生一代,也就是当今年富力强的一代文化人,与这位教授一代的差距,不言而喻,这个差距也不小。
    
        当今年轻一代的文化人有他们的很多优势和长处,但也明显存在着诸多的文化缺失:首先就是这位教授提到的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西方文化传统的缺失。仅就我们的文化传统而言,在一些文化行业,专业知识、专业技艺流失,行业的良俗美德失范,后继乏人,令人忧虑。其二是人文情怀的缺失。对文化承担的社会使命,对民生、民情、民意的关注,一些年轻的文化人远不如老一代文化艺术家的赤子情怀;其三,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分析能力的缺失。改革开放,翻天覆地三十年,面对这么一个生机勃勃、多姿多彩,而又纷繁复杂、矛盾重重的时代,我们一些文艺家的创作把握能力就显得很欠缺。缺乏对生活的洞察力,必然缺乏深刻的思想,也就难有震撼人心之作,自然成不了名家大家。
    
        造成这种文化缺失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极大发展。但是,也带来了它的某些负面效应:有时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和社会责任,急功近利、浮躁盲目,看似热闹非凡,实际上对文化生态损害甚大!还有教育的某些失误。一位大学校长最近在《文汇报》上撰文指出:“创新需要从知识传授进化到思维传授、精神传授。但现在连尽职的知识传授都未做到,谈何思维传授、精神传授?”。文化的传承,文艺人才的培养不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吗?
    
        问题迫在眉睫,关键是要有所举措。如今,文化发展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才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样的情状就孕育着希望。主流媒体要有文化的情怀和眼光,要积极承担文化责任和社会使命。
    
        发现和报道人才是主流媒体的一个重要职能。要在波涛汹涌的文化大潮中、在鱼龙混杂的文化泡沫里,沙里淘金发现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作品,发现具有发展潜力的文化人才,并积极地宣传和传播。《文汇报》的“文化新人榜”是对某些大众传媒追逐明星炒作八卦的拨乱反正。这个工作任重道远。像巴老发现曹禺那样,扶植奖掖新人,像当年发表《于无声处》、《伤痕》那样解放思想、领风气之先,这是现今不少文化人对主流媒体的期盼。
    
        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评论的力量扶植新人。“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加强文艺评论,既要“斩恶竹”,扬弃文化糟粕,更要加强对“新松”的评介和提携力度。要像鲁迅所说的“找明白的评论家”、“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才是文化新人成长之福。而一味“捧杀”和“骂杀”对人才成长有百害而无一利。
    
        主流媒体还承担着普及美育的功能,承担着引领审美的责任。努力提高民族审美能力,给受众以健康有益的精神滋养,而不是含有“色素”、“激素”、“三聚氰胺”、“地沟油”的“垃圾食品”,使得更多的受众具备文化艺术审美的“眼睛”和“耳朵”。整个民族文化审美能力的提升,才是文艺人才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才是文化大家不断涌现的源头活水。
    
        不论是主流媒体还是任何一个文化机构,我们都应坚守担当自己的文化责任,为民族文化的薪火传承努力尽自己的力量。
    
正视并研究文学新人成长环境的新变化
    
        赵长天(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
     
       在当前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我们文化新人成长的环境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而这些新的问题我们是必须面对的。因为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世界,也不可能不对文化产生非常强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写小说,过去从来没有过一个小说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间和读者进行交流,我写的时候最多给要好朋友看看,讨论一下,最后只能写完了,发表了,听到一点反馈,但是这个反馈也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听到的。
    
        但是现在环境完全不一样了,很多年轻人在网上写作,这种写作是过去作家从来没有过的。
    
        网络上经常有一些小说是一边写一边上网,后面就有人跟着,写得比较好的小说起码有几十个人跟在后面,一边看,一边会发表意见。还不光发表意见,他还会给你提供素材,给你出主意,他说你这个不好,你这个不对,你这个情节不符合生活。
    
       甚至我看到一个有很有趣的现象,写到最后作者没法写了,把他原来想好的都打乱掉了。这个很有趣,这是古往今来的作家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所以这个东西对文化,对文学,对艺术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要研究,我觉得不能忽视这样的东西。
    
        我刚刚买了一个苹果手机,人家给我装了一个软件,里边有一个小说排行榜,一共有12000多页,第一页是六部小说。我把第一页的六部小说读了一遍,作品的名字你们在座的也许没有一个人听说过。
    
        现在我们的文坛存在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我们主流的作家、评论家、媒体、社会所关注的王安忆、苏童、余华的世界,还有一个世界是许多人不知道的一批年轻人在写作,但是肯定有很多人看,否则怎么有排行榜。肯定有千千万万的人在看,有许多的人在写。这个世界不是虚拟的,是真实的存在。而如何接通这两个世界,为社会,为我们的后代提供好的文化产品,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起点中文网每天上传的小说7亿字。最近因为受邀做评委,就看了其中两部穿越小说,觉得确实挺有意思的。这么一批主要由年轻作者创作的在我们视野之外的作品,其中有些东西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说不定过了一百年我们现在非常有名作家写的某些作品被淘汰了,而这些不知名的年轻写手写的作品变成了“《红楼梦》”。
    
        过去作品的数量有限,要漏掉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但到这个时代漏掉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可见文化新人成长的环境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对策,真正发现、发掘那些富于才华的青年文学人才。
    
拓宽文化新人的生活园地
    
    黄昌勇(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
    
        改革开放30年来,文化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几个背景值得关注,一是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兴起,文化版图有了体制内外的分野;二是作为“第四媒体”的新媒体的迅疾发展,文化有了新的衍生;三是与体制、全球化的相适应,文化人的地域归属被打破。以此来关照上海文化新人的培养,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目前,上海文化体制的改革还更多的针对体制下的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文艺院团等单位的改革,重点放在对传统体制下的文化生产关系的调整,注重体制内的“破”,也出了不少成果。但是,相比之下,体制外文化生产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立”上的探索做得也相对少一些。比如,上海有多家民营影视制作企业,但是普遍规模较小,资本的影响力、人才的凝聚力相对也不大多,有意识的引导还不够。
    
        文化体制改革本身应当包含着对具有新的生产力要素的民营文化企业的新体制建立,不应只局限于对计划体制下的文化单位的改革,“破旧立新”甚至“以新促旧”,体制内与体制外并举才能相得益彰,才能扩大文化生成的土壤,文化新人才能有更为宽广的成长园地。现在我们比较关注体制内的文化新人,比较关注专业院校、院团的文化人才,而体制外或者民营的一些文化机构的文化人才还重视不够。
    
        文化体制改革有两对关系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文化生产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关系,一是传统文化生产(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文艺院团等)和新兴文化生产(网络文化等新媒体)的关系。内部因素就是指文化单位的性质、文化市场的准入等,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外部关系就是指文化与科技、贸易、金融等的关系,属于文化体制的边缘关系。上海文化体制在内部因素方面主要是完成国家部署的任务;而文化外部因素有着突出的创新成果,有着诸多大胆的创新行动;在传统文化生产上稳步前行,新兴文化生产方面则引领风骚。但是,内部因素和传统文化生产往往又代表着文化的原创力,理应有更大的突破和创新。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内涵已经扩展,文化发展已经进入广义的范畴,文化新人理当是在一个“大文化”视野下的存在,要关注新兴文化生产中的文化新人。用这样的观念来观察,对上海文化的认识就会有另外的判断向度。比如上海的电影产业,产业链的下游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体系,影视制作业已形成优势;网络游戏几乎占据了全国半壁江山;网络文学以及新一代网络作家不断出现,这些都值得关注,不能简单地将这些发展排除在“文化”视野之外。文化新人应当包括整个文化生产整个链条,上游的设计创意,中间的技术制作,下游的市场营销,都应直接参与“创作”,都有着重要的关联。“文化新人”不应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作家”、“艺术家”范畴。
    
        计划体制下,文化人都有行政和地域的归属,市场体制和全球化的发展,“文化飞人”现象已经产生并将走向常态,也就是说一部分文化人不再简单地属于某个城市,某个机构,因而文化人的身份不再重要,户口也不重要,甚至居住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提供“舞台”。目前我们对城市的文化评价还沿袭着计划体制下对文化人归属的定位。我觉得上海本身是一个大码头,是一个国际性大城市,对文化新人的容纳度要宽一点。我们本市的,我们自己培养的文化新人可能值得关注,但是路过上海或者在上海的文艺舞台上有过重大贡献的外地文化新人是不是也可以关注一下?也可能因为我们关注了,以后他真的就落户上海了,或者就在上海发展了。所以,这是一个如何对上海和与上海相关联的文化新人培养的新课题。
    
        正是文化人身份认同的这种变迁,在当下,文化人才培养问题显得格外重要。文化新人的培养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社会的“舞台”,二是高校这个“蓄水池”。社会“舞台”比较复杂。经过两个五年的规划建设,上海文化设施建设有了质的改观,但是,目前着力的是带有城市标志性的文化设施,而与市民息息相关的社区型的博物馆、美术馆、影剧院、音乐厅等的设施与国际大都市的文化需求还有距离,需要在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结合中合理规划和布局;二是艺术教育格局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各类各个层次的艺术院校应该合理而且能够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以与上海这座国际性大都市相匹配。
    
为文化新人的发展提供特殊政策
    
    杨燕迪(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
    
        从上海音乐学院的角度来看,办学的初衷和宗旨就是推出新人。我们可以很自豪、很骄傲地说,上海在音乐方面的新人主要来自音乐学院,因为这是这所学院在上海音乐文化中的地位和性质所决定的。学院在办学历史中高度重视新人推出这一块,当然音乐学院在这方面有比较便捷的机制,通过参加各类高水平的国际国内比赛不断地发现和选拔真正有才干的年轻人。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通过这样的机制一直在不断地涌现和推出优秀的音乐高端人才,特别是音乐表演方面的青年才俊,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层次和类型。可以说,上海舞台上现在活跃的,乃至国内或者国际上比较活跃的青年音乐家都是通过这个机制来选拔和成长起来的。我们可以说,在音乐学院的办学体制中不断地涌现新人还是很奏效的。《文汇报》文化新人专栏里边写了几个上音出来的新人,如孙颖迪、王珏等,他们都是在国际上获得了高等级、高规格的钢琴大赛的金奖,这是非常优异的成绩,于是学校就决定把他们留下来,作为青年教师,作为某种学校今后重点师资的后备。
    
        但这些新人留下来以后又如何发展?这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目前这些年轻人的教学工作量是没有达到饱满状态的,学校采取了特殊政策,希望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并以此也为上海和国家的音乐事业提供新鲜血液。最近,我们将沈洋这位优秀的青年歌唱家作为特殊人才留在学校任教——他刚刚完成了纽约朱利娅音乐学院和上音合作培养的研究生阶段学习计划,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这也是从特殊政策角度考虑的结果。然而,上音作为教学单位,留下了这些青年才俊之后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平台上继续让他们得到发展,我觉得机制和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在此也做一点呼吁,希望大家共同来关心和扶持这些年轻人。刚才张哲老师表示,要跟上海音乐学院达成更多的合作,我们很高兴,同时也希望得到更多媒体的支持,对于这些已经留下来的、有更多成长空间的青年表演家给予更多的关注。说到底,这些音乐新人不仅是上音的财富,也是上海、国家和社会的财富。他们的演艺事业和专业生涯怎么发展,仅仅通过我们学校是不行的,我们希望更多地跟演艺院团和报刊媒体达成更稳定的体制上的联姻,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上海音乐学院是一个横跨高教和文艺两个体系的特殊艺术院校,我们的办学应该一如既往,继续通过扎实的日常教学和训练以及各类高水平比赛来挖掘新人,同时我们也渴望通过演出和宣传方面更高的平台来推出这些新人,使他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得到成长。上海最重要的演出场所如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和东方艺术中心等,都有可能与上音建立更加稳固、更加紧密的专业平台,这样就无形中整合了上海的音乐资源,可以从中发挥更大的社会效力。
    
实践·分享  青年艺术人才的培养要靠创新机制保障
    
        孙重亮(上海京昆艺术中心总裁):
    
        京剧有一段时期出现了“剧目断档、人才断档,观众断档”的现象,这三个断档是紧密联系的。因为状态不佳,京剧客观上被边缘化了。但是,这几年,在京剧从业人员的努力、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的扶持关心下,京剧的生存状况无论是剧目、演员还是观众,都有了些变化,比如我们现在一些青年演员也有年轻粉丝了,王珮瑜每次演出都有粉丝相随,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
    
        我们的演员队伍的成长也是非常可喜的。前不久全国戏曲红梅奖比赛,上海只允许送十名选手,结果专家打分打出来一排序,从第一名到第十名几乎全是上海京剧院的。高红梅就是全国参加决赛的109个选手中得分最高的,所以被授予红梅之星。
    
        这些年我觉得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下了很大的力气,特别是在机制保障方面作了一些探索。一是在内部机制改革过程中间,首先给予了组织机制的保障。我们把行政机构压缩,撤四变一,四个行政部门变成一个综合办公室。业务部门根据我们的需要再组建一个业务部。因为我觉得任何院团主营不外乎三个方面:剧目建设、人才培养、演出营销。
    
        上海京剧院原来有创作部,有演出部,但是人才培养没有专门的部门抓,谁都管,谁都可以搭一把手,谁也可以不搭这把手。尽管一直在做,但是计划性不强,落实也很成问题。所以我们成立了业务部,这个部门主要的目的就是培养人才,继承、改编传统剧目。有了这个组织保障以后,每年如何来培养人,如何抓训练,都有计划,按部就班。同时为经费的保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同时,我们在人才的选拔方面也建立了公开、公平的机制,青年演员能不能推上舞台,不是院团长拍脑袋自己说了算。我们业务部下面有一个业务指导组,一切都经过专家组集体打分,这样就保证了公开公平。因为专家看得比我们准,这就有了保障。
    
        这些年我们业务部在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三年来我们组织业务人员完成了96出剧目的教学工作,其中81出已经完成了教学开始推到舞台上演出,15出还在安排,整个完成率达到了84%。为本院52个青年演员请了老师,有的演员甚至不只是一个老师来教。如高红梅这样就要“两门抱”,几个老师教。我们总共请了60位老师到上海京剧院教学,北京、天津30位,上海28位,旅美的2位。我们年轻演员应该说出成绩不是偶然的,当然他们自己也是非常努力的。
    
        此外,我们还把年轻演员送出去学习。现在有研究生班和流派班,流派班是12个人,研究生班7个人。我们自己内部也搞一些培训班,比如说前几年我们感觉到缺乏京剧技导人才,就搞了技导班。
    
        通过让青年演员学习以后,我们还要给他们搭建一个演出展示的平台。比如说搞“菊坛群星”演出,搞“青取于蓝”演出,搞“小丑挑梁”演出。上海京剧院特别缺少小丑,想通过“小丑挑梁”专题演出培养小丑。同时也让一些青年演员继承一些比较经典的剧目,比如《成败萧何》。上海京剧院多年前创作的《智取威虎山》,现在还非常有市场,我们就让下面两个团PK,效果要比我们想象的好。上海京剧院现在的《智取威虎山》,最年轻的杨子荣扮演者蓝天,只有25岁。我们还给年轻人提供一些新的创作剧目,如我们创作的《王子复仇记》,当时出国演出的时候演员的平均年龄是23岁。迄今已经5次赴欧洲演出。我们还将到英国爱丁堡参加爱丁堡戏剧节。
    
        演员有演出的机会非常重要,但是上海京剧院一线的老中青演员实在太多,我们总觉得给大家演出的机会不够。上海京剧院全年的指标是220场,根本满足不了青年演员的演出潜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犯愁。最近我们在设想能否利用外地的平台,正在跟人家谈。尤其外地小团体没那么多角儿,我来给你,不增加你的负担,吃、住、行全部我自己来。因为我总觉得要为年轻演员多搭建一些平台,费用我来,只要能给演出机会就行。
    
        在借助外地平台问题上我们是这样想的,比如说我们在人才培养上,演员这块应该说做得不错,乐队第二,但是舞美就有些差,编导就更吃力了。因为青年编剧、导演成长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现在引进一些人,马上在上海京剧院让他上手压力会比较大,我们就放他到外地去,借助人家的平台培养我的主创人员。所以做法可以多种多样。
    
        此外,我觉得根据目前的状况,我们在培养演员的同时还要培养观众。也就是说一个明星出来,一个优秀的人才出来要得到认可,年轻观众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就鼓励青年演员不断地进入大学,到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去开讲座,办演出,上明星公开课。让我们青年演员与年轻人进行对话,让他们拥有一批真正热爱他们艺术的粉丝。
    
以品牌推新人,以新人成就品牌
    
        张哲(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总裁):
    
        我们大剧院艺术中心这几年来在挖掘舞台艺术新人方面做了不少的尝试,有些体会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是以演出品牌推新人,而新人的涌现又成就了演出品牌。为了培养舞台艺术的文艺新人,我们这几年利用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搞了一些品牌项目。如上海大剧院的青年艺术家系列演出项目。这个品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青年艺术家三重奏组合。由宋思衡,秦立巍,黄蒙拉组成,有个美誉叫“很威猛”,是把三个人的名字各取一个字。这个组合推出来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除了三重奏以外,还有像男中音歌唱家沈洋,在国外获奖以后,我们及时跟他取得了联系,在上海大剧院搞了一场比较成功的独唱音乐会。又如上海音乐厅的青年成就系列,这几年来像封颖、解静娴,以及不仅仅局限在西洋乐方面,还包括民乐,吉他等门类的不少青年人才,都是通过这个系列向大家推出的。我们还有一个粉墨佳年华品牌,范围更广,可以说包括了各个艺术门类。这几个演出品牌,已经在社会引起了相当的关注。
    
        同时我们还利用院团合一的优势,以剧目创作为抓手,将剧目创作和新人推出结合在一起。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剧院的年轻演员需要更多新的剧目。我们一般在创作一台新的剧目的时候,以挑选新人为主。比如说我们的《图兰朵》,用了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担任主角,我们和国家大剧院合作的歌剧《西施》也是由年轻演员担任主角。我们在芭蕾舞团也是如此,这次我们用了一个新人,可能大多数人不太了解,就是上海芭蕾舞团的郭虹妤,这个演员前几年参加比赛获奖,获奖完了以后我们就一直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我们请的是英国国家芭蕾舞团的编导,这个编导对郭虹妤这个演员非常满意,他认为是我们上海芭蕾舞团即将诞生的新星。通过一些原创剧(节)目,我们在演出上刻意安排新人,使他们得到更多的机会。
    
        还有一个有效的做法就是加强国际交流。为新人提供国际交流的机会。我们和国外的一些艺术机构有广泛的联系,比如与新加坡、维也纳,荷兰等国的合作联系。通过这些文化合作,我们把这些新人及时地推出去,我们把封颖推到荷兰,又把解静娴推到新加坡。还准备把宋思衡推到维也纳,因为我们和维也纳音乐厅建立了姐妹音乐厅的关系,我们和新加坡剧院都是AEPC成员单位,大家也有交流。
    
        通过这样的国际交流,使得这些新人不仅在国内有影响,在国际上也能产生影响。还有一种方式,把国外比较著名的艺术家请进来,与我们发掘出来的新人在一个演出平台上合作,让新人能够成长得更快。
    
        我们不断地拓宽视野,对各个门类的青年演出人才都一视同仁。只要是优秀的高雅艺术,谁都可以登上大剧院这个舞台。所以这几年来我们不断地推出交响乐、芭蕾舞、歌剧、民乐、京剧、昆曲,甚至还有评弹,我们的想法是,能够让更多的舞台艺术表演新秀在大剧院这样的舞台上亮相,他们在社会上成名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但是,要真正的把这些新人在我们的舞台上立起来,恐怕还要接受市场的检验。我们目前已经和国内外一些有实力的机构和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专门在演出市场推出新人。比如说我们跟一个美国公司谈了,准备两年在演出市场推出8名新人或者组合。这项计划以后要不断地扩张,包括在演出市场的营销方面。我们每一个新人正式登台亮相之前,如何宣传、售票、推广,都要有具体的市场营销计划。

 

稿件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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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镇中心学校《读书吧少年》读书活动

2017年03月21日 —2017年07月01日
类型: 读书活动 作品:2189 份

活动介绍:热爱读书吧,我的朋友,用勤奋打败安逸,用知识赶走无聊。热爱读书吧,我的朋友,用学习铸就成功,用书本填补空洞。热爱读书吧,我的朋友,张开你的怀抱,常开你的心扉,拥抱书本,拥抱真理,让书洗净你的生命,让书荡涤你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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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读书,会读书,读好书

2016年11月25日 —2016年12月05日
类型: 读书活动 作品:1935 份

活动介绍:读一本好书,影响你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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